在2018年的夏天的一个凌晨3点左右，我接到了外地兄弟单位，只见过两面，说熟悉也不算熟悉，说不熟悉，经常有工作往来的同事的电话。
电话那头语气平静，对我说，”我这儿有点儿事儿，我给你个微信，你加上好友，转五千块钱来。” 旋即，他告诉我了那串儿电话号码，并嘱咐我别多问，回头告诉你原委。
虽然我能确定电话那头的陌生号码就是他，但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是否受到了胁迫或被绑架。转念一想，五千块并不算多，万一他真有事儿，我又没有给他转账，岂不是害了他？还是转账吧。
加上那人微信，从微信名字，头像等信息看来，似乎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卖部店主，朋友圈里甚至还有他抱着自己小孩儿做手工的温馨短视频，我的心放下来一些。
当天下午三点半，我收到了来自他微信的还款。还没等我点确认收款，他的电话打了过来。
原来，在当天凌晨一点左右，酒足饭饱的他去了经常去的一个会所。正要和会所员工进入正题，只听门外响作一团，哭喊声，尖叫声，训斥声不绝于耳。没得说，碰到扫黄了。
在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后的大概2秒里，他脑中浮现了女友的哭泣，父母的绝望，拘留的恐惧。以及，作为国有金融机构员工被扫黄行动当场抓获后的身败名裂。在2秒之后，他抓起内裤，不顾还在更衣间的钱包车钥匙手机，毅然决然地从窗子翻出，以手爬窗台边缘的方式尽量降低落地高度并跳下。
好在，只是二楼。
他赤裸上身，穿着内裤，光着脚，在凌晨的武汉，狂奔了两公里。在确认无人追击后，找到一个24小时的小卖部，拨通了我的电话。之所以打给我，是因为我的手机号码算是个吉祥号，是他为数不多能记住的，且拨打后不会引起他生活中的人的猜忌的，也是他确定他拨打后肯定会帮他的手机号。
凌晨4点，他用借用老板手机，并让老板收到我的转账后付他现金，并给了老板五百块作为感谢，顺便买走了老板的旧背心，大裤衩，和一双拖鞋。
就这样，他装着四千五现金平静地走过了大桥，早晨六点，他甚至去他最喜欢的早餐店吃了早饭。
“一份儿三鲜豆皮，一笼烧梅，一碗蛋汤。”在我听得目瞪口呆，下巴都合不上的时候，他平静地告诉了我他的早点搭配。
七点，他回到自己的房子，叫了开锁公司来打开了家门，洗了一个热水澡。
八点，用邻居的手机给主管领导打了电话，需要请假一早晨，家里有事。主管善解人意地批了假。
九点，他衣冠楚楚地出现在会所门口，用备用钥匙把车开走。”不瞒你说，我当时去开车时候，甚至有种劫后余生的快感。” 和昨晚不同的是，这时候会所大门已经贴上了封条。
十二点前，他用户口本办理了临时身份证，用临时身份证补办了手机卡，主借记卡，甚至还买了一部iPhone 10 256GB。
到下午一点，他已经完全重新获得了昨晚失去的所有物件。他，在失去一切的边缘晃了一圈之后，安然无恙地回来了。
下午三点，我接到了他的电话，在听完他的奇遇后，我久久不能平复。他是我见过心理素质最稳定，最强的人，没有之一。
四点，我收到了他的工作沟通邮件，仿佛这一切不曾发生过。只有微信记录里那五千元的还款记录提醒我，这事儿真实发生过。
2年多过去了，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支行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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